马克思认为，货币是从商品交换中分化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到目前为止，中国更大的挑战，是如何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的市场改革，取得更多生产力增长。情况虽然还没有转变成劳动力短缺，但却意味着中国已经用尽了其人口红利，并在一系列劳动力密集制造业活动中失去了比较优势。

事实上，中国今天是一个经济总量超越10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不应该再以以往的高速度继续增长。30多年来，中国一直维持双位数的高增长（1979年至2013年平均为9.8%，2001年至2012年是10.5%）。然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公开指出，这种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经济增长在未来出现波动时，政府也不会采取不必要的刺激措施，来人为地提高短期GDP增长。然而，这种对GDP增长的盲目追求（GNPism或国民收入主义），也导致许多社会代价，包括收入高度不平等（基尼系数0.48），和严重的空气及水污染。

但这种生产力提高方法很快消失，所以低增长是无可避免的。习近平的整体改革方案也同样带来了短期痛苦换取长期利益的取舍，尤其是在金融改革方面。我们现在的政策，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所有人都想挤进北京;一是这个政策又歧视北京以外的人。

家庭农场这个名词是非常古怪的，因为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家庭农场其实就是家庭经营的农场，它本身并不指农场的规模应该有多大，或者商品率应该有多高。我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不天下大乱啊!假如农民自愿地交给它们也就罢了，如果由政府来交给它们，那还得了啊!他说，我们这样一搞就没有食品安全问题了，说现在食品安全问题都是小农的罪过，为了食品安全，国家就应该将农民的土地都给我们。但如果你是外来人，你的住房不好，就成为被赶走的理由，而不是成为你享受福利的理由。波兰是农民比较多的国家，但也只有总人口的20%左右。

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这种所谓的私有只是针对小共同体而言，而没有小共同体以后，国家控制原子化的个人要比以前更容易了。萧三匝：有人认为，只要你放开，给老百姓更多便利，老百姓瞬间就会涌往北京，北京的经济社会生活就会瘫痪。

现在导致的所有的人都想往北京挤的这样一种现象，恰恰是北京的特殊化造成的。这也不是中国的特色，南非种族隔离时代他的城市就是很漂亮的，自然也很好，代价就是把黑人都挡在外面，那就和中国现在的一样啊，你改变就是改变这个，你预先就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排除条件，那还改什么呢? 我觉得对城市化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这的确是我们现在应该强调的：城市化不是说要把城市都搞得豪华无比，只有富人住的地方，没有穷人住的地方，城市就应该是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生活的地方。文革期间，由于把2000万知识青年从城里赶到农村，一些城市，比如上海，在69年到71年期间，出现过人均居住面积的提高，这个居住面积的提高不是通过政府盖房子，而是通过政府把人搞得妻离子散实现的。现在有些人提出更古怪的要求，说北京要设立准入限制，只有硕士学位的人才能进北京

我刚出版了一本书环保问题的经济分析由世界科学出版社出版（Economic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14）。  我最近在广州参加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成立25周年的盛典。有幸听到由许罗丹教授带领的岭南学院课题组研究东江排放污水问题的报告。本文的观点是排放污水的企业伤害了环境，问题是政府应当容许它们排放的数量和它们应付的处罚。

要拿到许可证企业必须向环保局购买。为了执行企业排放的总量不多于这总数量的政策，环保局可以发去出同量的许可证。

同样的方法可以解决控制空气污染的问题。本文是根据该书第二章的理论来分析东江排放污水的现象和控制污水排放的对策。

规定企业需要用许可证才能排放同量的污水。需要利用它的企业应当付出代价。环保问题还有多方面可以讨论，例如决定全球每年排放二氧化碳的适当数量和，如何规定每个国家容许排放的数量。绝对禁止一个企业排放污水可能使它无法生产。虽然我们的意见或有不同，特此致谢。(FT中文网) 进入 邹至庄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污水排放 。

排放的数量不是以污水的重量而是以排放污物的数量计算。问题是应当容许企业排放多少污水。

为了保护环境，广东省政府环保局应先决定一个保持河水清洁容许排放的数量，这数量日后可以改进。我认为政府不应当完全禁止排放污水。

供给数量决定以后，企业对许可证的需求，便会决定许可证的价格。清水是一种资源， 是人民所拥有的资源。

如果环保局认为发放的污水还是太多，它可以少发许可证。如果少报，政府会给与严重的处罚。用经济学的解释说，一种资源（清水）用于不同的生产，应有同样的效益，才能使得许多企业的总生产达到最高的产量。容许企业排放污水越多，它的生产越大。

笔者与许罗丹教授讨论了这个问题得益不少。同样的，如果定价太高，企业的总需求会少于许可证发出的数量。

在富有或贫穷的地区同样的可以应用。该组研究的问题是政府规定禁止企业排放污水以后应当付与多少的赔偿。

环保局便把价格提高，等到供求相等。利用许可证的优点是使得同量的排水给与每个企业增加生产的益处均等。

如果不是均等，让得到排水利益低的企业，把一些许可证转让给排水利益高的企业，总生产量便会增加。购买的价格先由环保局决定，再让每企业决定买多少。两者的供求便会决定许可证应发的数量和价格， 有如用供求来决定一般财物生产的数量和价格一样。上报的数量，政府可以调查清楚是否正确。

上面的解说，假定许可证的数量是已知的。排放的数量和排放的费用应由东江下流供给资源的民众和需求资源的企业共同决定。

上面的讨论是利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解决环保的问题。在社会与政治不同的环境都可以应用。

这样便会使企业报告真实的数量。企业用了东江的水，污淹了它，应当付与东江下流居民容许它们使用江水的费用。